2015年3月27日下午，田飞龙博士应南开大学法学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之邀作客“台港澳法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香港政改与基本法实施”，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他首先对田飞龙博士在香港基本法和政改这个主题上的诸多文章和著作进行了介绍，并对田飞龙博士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硕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田飞龙博士的演讲围绕香港政改议题展开，以占中运动为引子，详细分析了占中运动的根源、经过、学界立场和失败原因，带领听众回顾了香港政改的历史演变和详细内容，并指出当下中央与香港关系走向的重要任务。
田飞龙博士分析指出，说到香港政改，就不得不提到香港的占中运动。他认为香港是一个体系化、现代化、有创意的社会，香港回归以来的17年中，香港人民在身份认同这一问题上都存在着障碍。这是一个历史问题。香港人尤其是精英人士对西方思想高度认同，这实际上是一种殖民史观。而中央方面对香港所持的实际上是一种“回归史观”，回归的17年央港两地并未建立起政治互信，一方面中央始终坚持香港是繁荣稳定的社会，另一方面中央又观察到港独势力的壮大。几次政治危机的发生，让中央陷入一种政治心理挫折当中。这种以17年对抗150年的挑战和观念的不对称正是占中产生的原因。
随后，田飞龙博士梳理了占中前后经过的脉络。2013年初，戴耀廷等人首先提出为特首的普选而发动占领中环运动的想法，随着宣传，加之全球化的作用，公民抗命逐渐成为了港人的本能反应。“公民抗命是为了不抗命”，占中运动计划在2014年7月1日上演。面对愈演愈烈的占中言论，中央于2014年6月10日以一纸白皮书——《“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予以回击，这实际上是对占中的预警。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决定,明确了行政长官普选的原则和制度框架。
田飞龙博士总结，央港关于政改的不同观点实际上是对基本法两种不同的学术理解，中央站在的是国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立场，而香港则代表了普通法自由主义和国际法普世主义的立场。面对这一问题，田飞龙博士提出，我们应当做好桥梁工作，一方面要与香港的法律人和文化与内地进行交流和对接，另一方面又要面向官方立场，基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立场上有效管理、理性区别，避免两个极端，在自由和国家相互理解和融合的过程中进行解决。
显而易见的是，香港的占中运动并非一场暴力流血的冲突，而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进行的。田飞龙博士对此的解释是，英殖历史传统的影响使香港人民产生了对生命权的尊重和控制，加之香港高度自由的媒体、高度透明的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力量，没有流血是必然的。
田飞龙博士将占中失败的原因总结为八点：核心价值冲突、民意弱势支持、国际干预疲软、组织秩序混乱、特区政府依法控局、中央坚守底线、占中温和理性和香港对内地的依赖。但是占中的失败并非毫无借鉴意义，他认为占中带来了一些的间接成果。具体而言，占中运动为后续社会运动储备了人才和经验，在与政府对话的过程中取得了“继续民主”的承诺，再确认并向内地传递了法治的价值，占中运动还暴露了香港社会中存在的“非忠诚反对派”、港独取向与国际干预依赖症等问题，有助于香港社会反思重建，长远影响了香港生态与未来立法会选举走向。
在中央对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要求和中央主导下的香港高度自治这一基本法秩序的立场上，面对香港社会存在的港独、国际干预和恶意拉布等问题，田飞龙博士给出了他的结论——修复和重建与中央的最低限度的政治互信是政改优化的最重要政治目标。
最后，田飞龙博士与我们分享了他在香港大学进行研究的一年中的体会和感悟，并呼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推动香港的政改和普选进行要循序渐进。
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副教授在总结环节评价田飞龙博士的讲座是一气呵成，脉络清晰，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对于南开法学的同学们了解香港基本法实践、全面认识香港政制改革提供了非常难得角度和独到的思考。
附：田飞龙，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院长助理、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台湾法律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三届行政复议委员会专家委员，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法学会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助理教授，香港大学法律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著有《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繁体版，商务印书馆，香港，2015年2月）一书。研究方向：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公共治理、港澳基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