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30日至5月3日，受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法学院史密夫斐尔中国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CIBEL)中心邀请，南开大学法学院胡建国副教授参在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CIBEL全球网络”首届国际大会与博士生研讨会。本次活动分为三个部分：4月30日晚在ANZ大厦Herbert Smith Freehills（HSF）律师事务所悉尼办公室举行的2019年CIBEL年度主题演讲，5月1日在新南威尔士大学John Niland Scientia大楼举行的“CIBEL全球网络”大会，5月2日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举行的“CIBEL全球网络”博士生研讨会。来自北美、欧洲、亚洲、澳洲等大洲的150余名代表参加了“CIBEL全球网络”系列活动。
新南威尔士大学“CIBEL全球网络”国际大会与博士生论坛代表合影
4月30日晚，KPMG澳大利亚分所合伙人Doug Ferguson作了题为“解密中国在澳投资”的主题演讲。演讲由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院长George Williams主持，HSF律师事务所合伙人Leon Chung、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教授、UNSW/CIBEL联合主任王衡教授作了精彩点评。
5月1日举行的“CIBEL全球网络“大会主题为“技术变化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未来：中国及其他”，共有八个部分：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教授主题演讲以及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中国方法、竞争法、公司与证券法、金融科技（FinTech）与数字金融服务管理、投资法、贸易法、国际知识产权法等七个全体代表参加的主题研讨会。胡建国副教授在贸易法主题研讨会部分作了题为“WTO决策机制和谈判模式改革：平衡、灵活与协调”的演讲。贸易法主题研讨会由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法学院院长Colin Picker教授主持，共有三名发言人，新加坡管理大学终身副教授Henry Gao首先作了“WTO改革与中国”的发言，胡建国副教授第二个发言，莫纳什（Monash）大学Han-wei Liu博士最后发言。
胡建国副教授发言
胡建国副教授在限定的10分钟时间内阐述了自己的主要观点。首先，WTO决策机制需要改革，主要理由包括：WTO面临的三大危机或挑战（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和多哈回合几近死亡、上诉机构危机、特朗普当局的单边主义贸易行动）均与WTO决策规则和谈判模式存在一定关联；2018年以来WTO改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欧盟和加拿大等少数成员提出的WTO改革建议触及WTO决策机制和谈判模式；某些议题谈判（例如启动电子商务谈判）WTO各成员仍存在较大分歧。其次，WTO决策机制和谈判模式改革的性质不是修改WTO相关规则，而是调整相关实践，主要理由包括：修改WTO决策机制需要WTO所有成员批准，这几乎不可能实现；无需修改《WTO协定》就可以完善WTO协商一致做法和谈判模式。再次，WTO决策机制和谈判模式改革的目标是，在有助于提升WTO决策和谈判效率与促进公平性之间实现恰当平衡。WTO需要回应迅速变化的世界并使自己与全球经济治理更为相关，否则CPTPP、USMCA、JEEPA、CETA等巨型FTAs将会发挥主导作用。公平性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有其必要性。第四，在实施WTO决策机制和谈判模式改革时，应该充分利用《WTO协定》留下的灵活性。实际上，WTO各成员实践中也利用了诸多灵活性。就谈判模式而言，传统的单一承诺多边贸易谈判模式（不论是回合谈判还是非回合谈判）和诸边贸易谈判模式（GPA模式）、灵活的《信息技术协定》（ITA）模式（谈判成果纳入参与成员的关税减让表并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适用于WTO非参与成员）和《贸易便利化协定》（TFA）模式（经由WTO成员三分之二多数批准，修改《WTO协定》附件1A将TFA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对接受成员生效）。最后，对于WTO实体和程序改革谈判的结果，应该利用WTO修订机制将其适当纳入现有WTO法律体系，并需要特别注意未来WTO法律体系的内部协调问题。
三位发言人的演讲结束后，《世界贸易与投资杂志》（JWIT）副主编、卧龙岗大学法学院Markus Wagner副教授进行了精彩点评，并提出了相关问题。胡建国副教授以Wagner副教授提及的电子商务谈判为例，在限定的3分半钟时间内回答了相关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核心观点。
卧岗大学副教授Markus Wagner点评
5月2日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前副总法律顾问、迈阿密大学法学院Kathleen Claussen教授作了题为“Trade War Battles”的演讲，认为特朗普当局在三大领域启动了贸易战：201保障措施、232钢铝关税和201对华关税；阻扰上诉机构成员遴选；重新谈判贸易协定。卧龙岗大学法学院院长Colin Picker教授进行了点评。会后，胡建国副教授与Picker教授就其提出的“后WTO（Post-WTO）”概念交流了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