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8日，“宪法锵锵三人谈”系列讲座之七——“香港政改闯关”在南开大学范孙楼116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办，特邀请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田飞龙老师和香港媒体人李理先生作为与谈嘉宾，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副教授主持，我院老师高通博士、南开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王首伟老师和各位研究生出席了本次活动。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于6月18日就特区政府提出的行政长官普选法案进行表决。立法会70名议员中有28名议员投反对票，法案未能获得香港基本法规定的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支持而未获通过。这意味着2017年第五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不能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而继续沿用现行的由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办法。我中心在第一时间请到田飞龙老师和李理先生，分别从他们的专业角度对本次政改进行交流和探讨。
讲座的开始，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副教授向在场师生介绍了此次活动的契机，并对两位嘉宾进行了介绍。他指出，香港政改这个主题是举国关注、举世关注的，6月18日上午出现的投票结果具有戏剧性，因此，研究中心策划并邀请到田飞龙老师和李理先生，希望他们能够和大家就政改这样的结果背后的情况和原因、政改方案被否决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政改方案的基础——8.31决定的效力，还有后政改时代香港未来发展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
香港媒体人、台港澳法客座研究员李理先生在发言时指出，他赞同李晓兵副教授对这一事件“举国关注、举世关注”的评价，无论是建制派、泛民主派还是中央和香港都非常看重这次政改，因为这是香港自97年回归祖国之后一个重要的民主改革里程碑事件，但结果非常遗憾。结合自己在香港多年生活的经验，李理先生认为香港社会近年来戾气很严重，“尤其是这次经过政改一役，无论是哪个层面，中央也好，香港也好，建制派也好，泛民主派也好，基层市民也好，中产市民也好，学生也好，家长也好，大家都感觉到香港社会存在撕裂的状况”。
李理先生还指出，政改出现这样的结果其实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从两年前的政改提出到白皮书再到“831决定”，中央对政改问题的迅速反应与如今结果是不无关联的。一国两制的白皮书以及特首必须爱国爱港这样的非常基本逻辑的问题在香港一些泛民主派看来都是很不可接受的。中央的表态是一方面，而政改方案遭到否决的深层原因还深植于香港的社会之中。如今香港社会分派明显，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香港支柱产业过少对香港年轻人的就业和发展很不利，这酝酿了巨大的社会矛盾。
而谈到后政改方案时，李理先生告诉我们，现在香港立法机关里面存在着逢中必反的现象。因此，现在梁振英特首在余下的两年任期里需要认真考虑自己的认授性问题以及需要去重视、倾听香港基层公务员的声音。最后，李理先生总结道，这次政改是国内外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后政改时代，我们不仅要回溯它的前世今生，也要前瞻性的看到未来香港所将要面临的一些困难。“香港是时候冷静下来，少一些政治争坳，多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努力。我觉得还要继续争气，香港市民特区政府，希望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做一个维护国家安全的南大门也好，或者促进国内民主政治改革发展的一个区域也好，示范也好，以上这几点是必须要做到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田飞龙老师在发言中表示，政改方案遭拒其实是一个情理之中的结果，但仍有两点出乎意料之外。第一是泛民如此整齐地极力否决属于政治报复行为，尽管“8.31决定”之下的方案可能有所限制，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普选方案，仍然是值得追求的一个民主方案。泛民主派这样的行为并未为自己带来多少好处，甚至亲自封堵了自身孜孜以求的民主普选路，使得香港民主化陷入更加艰难的不确定性和中央信任危机之中。第二是建制派的表现失分很多，显示出严重的政治不成熟，给选民印象很差，内部组织与沟通机制失效错位，需要严肃反思整改，否则在后续两级议会选举的选战中情势不妙。
田飞龙老师指出，如果对政改失败进行政治问责的话，我们要看到政改是处于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架构的五步曲的程序当中，是中央主导下的央港互动合作的宪制程序，在首轮咨询里面有反对派的责任、特区政府的责任，在人大常委会决定阶段有人大常委会的责任，到特区政府推进到立法会时有立法会的责任。“因此它是五步曲程序，是多段负责、合作协调的结果，仅有中央是不可能实现普选的，因为立法会否决了，本地的立法会有本地的权力，而仅有地方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改的主导权是在中央。如果问责的话，我认为双方都会有一定的责任。”
田飞龙老师认为，这次是双输，没有赢家，若一定要论政改责任的话，可能还是反对派的责任多些。他指出，反对派对社会运动，对基本法框架，对中央的政治意图的片面、错误的理解，导致双方互信的丧失，从而导致在五步曲程序当中掌握政改主导权的中央采取从紧框架，从而限制了或者说使得政改通过的机率本身已经缺少很多的选项。
对于后政改时代的香港何去何从的问题，田飞龙老师认为重启政改无论是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可能的，但是重启政改必须要清晰了解到它的法律基础是什么。“8.31决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的决定已经具有了正式法律的效力并在基本法秩序之下已经对基本法的附件作出原则性修改，只是需要特区政府在这样一种五步曲合作性程序当中把它细化落实到本地立法的《行政长官选举条例》当中。因此特首还可以按照五步曲另行提案，但需要符合“8.31决定”的框架。
随后，在场学生就香港立法会的表决机制、831决定的性质以及解释和决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与三位老师进行了交流。
在讲座的最后，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副教授总结道，今天的“锵锵三人谈”深入讨论了香港政改否决前后的经过、法律基础以及后政改时代香港的未来。李晓兵副教授将香港与美国1787年宪法的诞生和生效相比，认为政改，尤其是涉及到特首的普选，对于香港来说是“艰难的一跃”。香港政改，从基本法中的条文、正文和附件，到如今的新的普选方案，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实际上是香港的宪制秩序、宪制架构的一种重大改变。如果政改不完成，对于香港的宪制秩序会造成一种缺失。而香港政改方案被否决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这次失败的冲击力还会持续的发酵。他指出，本次讲座几位老师从历史上、制度上对政改进行了梳理，这样的梳理对于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和“一国两制”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举办“宪法镪镪三人谈”系列活动来对中国宪法制度和实践发展进行讨论，也同样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宪法锵锵三人谈”活动是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的系列活动，主要针对新出现的宪法问题，邀请到相关领域的专家就热点话题和实践进行讨论交流，以求思想火花的碰撞，为参与者提供一种见解和灵感。“香港政改闯关”是“宪法锵锵三人谈”系列活动的第七次，在过去多次举办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后，台港澳法研究中心还会举办更多的此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