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李成悦）2012年2月24日到26日，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任杨允中教授应邀做客南开大学，进行为期三天的学术交流与访问活动，此次学术访问不仅为南开师生带来了关于“一国两制”制度的新颖而丰富的知识，同时，也为推动两校在法学教育方面的进一步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杨允中教授，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一国两制”研究》主编，澳门特别行政区推荐法官的独立委员会成员、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澳门基本法推广协进会副会长、澳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曾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第二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天津市政协委员。
在杨教授学术访问期间，南开大学记者团成员对杨允中教授进行了专访。整个访谈过程中，杨允中教授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广阔的学术视野、宏大的思想格局、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提升和丰富南开法学学子的宪政认识，增进了大家对澳门社会的了解，同时也加深了师生们对“一国两制”制度的理解。我们特将专访中一些精彩的提问和回答编录如下。
一、南开、天津印象
记者提问：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南开开展学术交流访问，并为南开师生们带来了一场深刻且富有意义的讲座。请问您与南开大学、天津这座城市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您对南开大学和天津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印象呢？
杨允中教授回答：作为我国著名的学府，南开大学不仅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都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十几年前，也就是97年、98年的时候，我也曾来南开讲学，并荣幸地成为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此次访问则是法学院李晓兵副教授主持的我们“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一项重要课题已形成最终成果，因此想借此机会来南开就“一国两制”实践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
我也曾经做过天津的政协委员，因此对天津这座城市也充满感情。十多年前，在针对天津如何定位、滨海新区怎么加快发展等问题上，我曾提出一种建设性思路，不仅得到了天津市各级领导，以及南开、天大等研究机构学者们的认同，而且我的建议还被收入相关文件并上报给了中央。此外，在我担任天津第十届政协委员期间，几次被安排在大会上发言，并得到了市里的高度重视。中央确定了滨海新区国家战略的定位后，滨海新区、天津的发展空前提速，无论是城市面貌还是经济总量、对外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天津目前取得的成绩是骄人的，未来的发展潜力更加不可小觑。天津和北京相比，这两个城市有着明确的定位，北京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某种程度上对于天津的定位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
二、“一国两制”在澳门、香港的实践
记者提问：杨教授，您参与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整个制定过程，您怎么看基本法的实施状况和未来发展？
杨允中教授回答：《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制定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九年，这个提前量已经非常不容易。现在遵循《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规范，不修改其正文，保证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施政，目前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澳门基本法》起草过程超过了四年半，这种巨大的投入和参与者的历史使命感，效果已经在当今显现出来。就目前澳门的法律实施状况而言，在澳门生效的全国性法律有11部，回归后制定法律180部，加上澳门本地原有的五大法典、下级法典和先前的总督发布法令，法律框架基本适应澳门发展。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对于出现的新问题要及时跟进。
问：杨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具体实践中，对澳门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允中教授回答：澳门回归以来，政治稳定，经济大扩充，民心大改善，实现了高稳定度和高和谐度，人类发展指数进入高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国际社会对于澳门的发展交口称赞。这个期间澳门实现了三大任务：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语言化。就经济发展方面，澳门回归前，连续四年出现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结余只有21亿澳门元，回归十几年来，经济发展各项指标超过了香港，财政收入结余超过2000亿澳门元，结构性失业率只有2.1%。
这十二年是澳门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人均外汇储备超过6万美元，就凭这两个指标，世界上也找不出几个国家和地区。但澳门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还不平衡，这是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潜在的矛盾甚至隐患，但目前取得的成果使居民对于“一国两制”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认知。未来的路要走好，这种模式经验要好好利用，保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也能为内地经济发展提供帮助。文化上，澳门现有居民对国家、对民族，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度远远超过半数，澳门居民综合素质和核心价值观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记者提问：您对“一国两制”在澳门、香港的实践或者在国家层次上都有怎样的展望和期许？
杨允中教授回答：现在，澳门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一国两制”已经不再是构想，更不是仅仅处在理论探索阶段，是活生生的现实。特别行政区，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是“一国两制”。在有些地方不理想或者说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从理论上做一个认定，不是“一国两制”的定位出现偏差，而是我们对于“一国两制”的具体理解把握还不到位。就“一国两制”而言绝对是个大事业、大发现、大突破，涵盖很多相关学科，甚至可以说“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新兴学科。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展示了“一国两制”是我们整个国家和全民的事业，这赋予了其新的历史使命。特区首先要把“一国两制”实践好，取得一个全国人民满意的结果，这是一个共同的历史任务，绝对不能割裂开。“一国两制”更不能是一个消极的，只为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不得已的举措，而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设计、全新的理论体系，现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全面的发展模式。
实行特别行政区制度，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制度，经济是“一国两制”的经济，政治是“一国两制”的政治，文化是“一国两制”的文化，这个定位至少在理论界已经非常明确清晰。把“一国两制”作为一个正面的理念、成功的发展模式来理解，不仅是对两个特区的繁荣稳定，也是和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关的，这也需要建立全民的“一国两制”信念，两个特区居民要加强国家认同、国家意识，全国人民要共同把这个事业做好。从具体微观讲，特区也不能躺在国家的政策上，也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求中央不干预。特区的每一个发展变化都是和整个国家的进步发展有直接关系的。
总体来看，“一国两制” 进入实践阶段，需要提高全国的“一国两制”思维，能够使其按既定发展方向前进。就我的体会来讲，“一国两制”对澳门来讲是巨大的成功，受到全国甚至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我们自己绝对不能这种巨大历史突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对我们这项基本国策的落实是没有好处的。目睹澳门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三十年，绝对是十分值得庆幸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澳门和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三、建言南开、寄语学子
记者提问：杨教授，您在“一国两制”理论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此，非常感谢您莅临南开无私地为南开学子传道授业解惑，还在百忙之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我们想请您谈一谈对南开大学、法学院的未来发展的建议，并对南开青年学子提一些希望。
杨允中教授回答：作为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著名学府，南开大学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当前，“一国两制”内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一国两制”的实现与发展，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只有这样，内地、香港、澳门的发展道路才会越来越宽。我也郑重建议南开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能够在“一国两制”的研究领域做出更多的成绩，甚至可以说应该当仁不让成为内地研究“一国两制”领域的重点学府和排头兵。能够搭建高水平的“一国两制”研究的平台，组织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争取以优质的研究成果占领学科研究的制高点。我也愿意为这项工作的展开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展开更多更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并展开更为密切的学术合作，为南开的学术发展尽一份力，让我们一同为“一国两制”做出自己的点滴努力。
南开的青年学子们，更应该充分利用在南开这样一座具有深厚学术积淀和浓厚学术氛围的著名高等学府学习的机会，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实现自我的价值。我们这个国家也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要多看到积极方面，要立志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体现出南开学子和现代大学生的风采。
